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挤过早高峰的人，恐怕都不会否认，这是场不见血的厮杀

其实不用挤，只消在人流涌动的换乘大厅里找个角落，闭上眼，你会感觉置身一锅沸粥，剑拔弩张的味道应声而来 ——球鞋与地面的摩擦声，男士皮鞋前掌落地的闷响，女人高跟鞋的叮当声，年轻女孩凉拖的踢踏声，所有的声音以2.0倍速播放，就连扶手电梯轰鸣声都是急躁的………

睁开眼，闯入视野的是清一色的口罩脑袋，面容模糊，看不出表情。像是一沓沓长出了躯体四肢的口罩，在密密匝匝的流水线传送带上匀速移动。

站厅大幅广告海报上，58岁的姜文眼神透亮，嘴角舒展。年轻人们低头佝偻匆匆经过，在广告屏的反光下更显灰暗单调。

“为什么要过这样的生活”

早上8点10分的上梅林地铁站，张荔裹在人流中卷出了四号线车厢。几秒钟后，站台上如洪水泄闸，有人形容这一场景为“地铁‘哇’地一声吐了”。

从四号线站台到九号线站台，步行需要大概5分钟。爬楼梯，穿甬道，下楼梯，再穿行甬道，再下楼梯。在分秒必争的早高峰，“翻山越岭”式的路程，给人的感觉总比实际要漫长许多。

张荔小跑到一半儿，看着前后乌泱泱的人头，脑海中又一次冒出了“

”的念头，脚步不由自主地放缓了起来，“

”。

张荔租住在龙华上塘片区，每天到南山科技园她要花一个半小时。周一早高峰时间还会更长一些。

礼拜一早晨的上塘地铁站，从入口走到站台，如同一部冗长乏味的通关游戏，整个过程她要花上25-30分钟。排队上台阶，排队过安检，排队过闸机，排队上站台……抵达站台后，要在难以立锥的车厢门口，见缝插针地把身体插进去，又是个问题。

当然，这个通关流程仅适用于正常情况，倘若遇上地铁故障或暴风雨天气，考勤、上司的脸色，甚至KPI……一切都不再可控。

挤上9号线，身边是最后一个跳上车厢的女孩，喘息促急许久不能平复，张荔断定她一定是跑过来的。

深圳一天天热起来了，车厢里的汗味、馊味，以及隔着口罩也能闻到的口臭传了过来。隔壁壮汉的手臂汗津津、黏糊糊的，贴着张荔的胳膊，她心里像被猫尾巴扫来扫去，周身都发毛起来。她想挪挪，又动不了，每到此刻

尤其近段时间，她没少跟广州的朋友打听工作机会。

走出站台，乘着手扶电梯一路朝上，张荔缓缓经过某个求职APP大幅海报。“找工作跟XX谈”，“好工作，上XX招聘”……地铁站里，招聘APP恐怕是出现频次最高的广告。也是，年轻人们在地铁站厅上上下下，狂奔疾走，可不就是为了一份工作。

张荔也在考虑换工作，相比通勤距离更短的福田，她还是倾向于南山。作为互联网从业者，南山的工作机会更多，薪水也更高。

只是每天3个小时的通勤，几乎挤压了她所有的生活时间，“就算只加1个小时班，回到家也快9点了，吃点东西，洗洗涮涮就该睡了”。

“去广州”是妹妹给她的提议。有一年妹妹到深圳出差，借住在张荔的住处。次日清晨，坐地铁进市区的妹妹，在深圳北站被汹涌的出站人流冲到了站台上，混乱之中又遇到了咸猪手。

被四号线搞得焦头烂额，妹妹没好气地在微信上问张荔，“

，盯着微信信息，张荔不知道该哭还是该笑。

此后，妹妹提及的“去广州，在公司附近也能租个便宜点的房子”，时常会浮上张荔的心头。

“干不过早高峰，我被公司干掉了”

7点52分，徐波从二号线福田站下车，他必须得赶在7点54分之前，跳上11号线的车厢，否则就只能等下一趟车。8点03分，他从红树湾南站下车再转9号线，到达南山书城站是8点15分。顺路买个早餐，刚好能在8点30分之前赶到公司。

找这份工作，徐波花了两个月的时间。去年8月份入职后，每个工作日的早晨，他像部运转精准的机器，恪守着每个时间点——7点05起床，10分钟后出门，步行到仙湖路地铁站，全程16个地铁站，两次换乘，每个步骤都需要争分夺秒，严丝合缝。

徐波这份近乎苛刻的自律，是以上一份工作为代价换来的。

2019年10月，徐波被上一家公司辞退，理由是他迟到次数过多。

彼时8号线尚未通车，他要从仙湖片区到达位于南山科技园的公司，得先做公交到罗湖黄贝岭站，而后依次乘坐二号线、一号线。

坐公交很容易堵车，时间不可控，到了下雨天情况更甚。每逢堵车，徐波坐在公交车上如坐针毡，心里烦得要命，既害怕被公司开除，又在反复自责“为什么不能起的再早一些”。有时候心里焦躁，他恨不得在车里大吼大叫，或者对着没冲过绿灯的司机大发一通脾气。

在那家公司工作两年，徐波有一半时间是迟到的。“我们是弹性工作制，迟到时间可以从假期中抵扣，但我迟到太频繁，还是成功地引起了领导的注意。”

上司找徐波谈过几次话，同事也劝他搬到白石洲片区。徐波想想，还是放弃了，工资本来就不高，换房成本太高了。仙湖的这间单房，他租住了5年，房租还是刚搬进来时的每月1000元，在深圳，这太难得了。

抱着“弹性工作制”的侥幸，徐波始终下不了搬家的决心。直至HR将自动离职通知书推到他面前，他大脑一片空白，糊里糊涂地签上了名字。

走出门后，他拨通了最信任朋友的电话，“我该怎么办呢”，徐波失魂落魄地问朋友。尽管那份工作收入与前景都不理想，被炒鱿鱼这件事，还是给徐波带来了不小的打击。此后的一个月，夹杂着懊恼、愤怒、憋屈，他窝在出租屋里昏昏沉沉，饿了就煮口挂面饱腹，“你不出门，不找工作，拿什么养活自己”，朋友的电话，总算点醒了他。

早高峰里，被挤压的人生

工作找的不算顺利，在家待到1月份，眼看就要坐吃山空，徐波跑去做了地铁安全员。不久后疫情爆发，求职的希望更加渺茫，这份工作他一直做到了6月份。

8月份重新回到职场，仙湖路地铁站已经开通，这让徐波尤为庆幸，他总算不用在保工作与换房子之间做抉择。

徐波舍不得搬家，居住成本自然是首要原因。他日子过得精打细算，早高峰坐地铁，晚上坐M133路公交回家，这样能省下几块钱的交通费。

他老家在重庆，父母靠着一双手吃饭，现在还住在出租屋里。来深圳8年，徐波形容自己“就这么混过来了，什么都没有”，他想尽快攒够重庆一套房子的首付。

徐波也念旧，在仙湖住久了，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自在，有时间在附近跑跑步，周末爬爬不远处的梧桐山。这里空气好，也比市中心僻静。要好的朋友都住的不远。抛开工作不谈，这大概是徐波在深圳拥有的全部了。

这是张荔来深圳的第五年，也是她在上塘站附近租住的第五年。她不愿意搬家的原因，跟徐波差不多，上塘房租比福田、南山低了许多，她也习惯了周围的生活环境。她在深圳朋友不多，深交的几个人大都住在附近，离开上塘，意味着要割舍掉生活的一大部分。

不过归根结底，情愿承受奔波拥挤之苦，只是他们在居住成本和工作机会之间，不得已的权衡罢了。

租住在固戍地铁站附近的赵诗语和谢冬同样如此， 每天早晨挤在噩梦般的一号线上，一路挤到南山片区。固戍附近的单房月租只要两千元，而在南山一个人独住，月租起码要四五千，这个数目占了谢冬收入的一半。而对于赵诗语来说，即便收入再高，花5000块租房都显得过于奢侈。

6年里，张荔的上班地点从华强北到福田保税区，再到南山科技园，薪水的上升速度，远远赶不上通勤距离的变动幅度。初抵深圳的那股心劲儿，如今也散落得七七八八。

2015年来深圳时，像大多数毕业生一样，张荔觉得在城市定居，结婚生子，应是水到渠成的事情。现在她单身一人，看着年龄相仿的同学结婚生子，只能把预期降低，“能找到另一半，那就考虑在深圳周边定居，如果找不到，应该不会长待了。”

今年春节回到云浮老家，父母头一次催促起婚事，张荔心里也着急。上一段感情结束两年了，同事朋友介绍过不少男孩给张荔。聊来聊去，

她在心里揣测，微信那一端的男孩们，是不是抱着鸡肋心态——既不想稍微敞开一点心扉，又觉得直接放弃过于可惜。张荔不清楚，是他们工作太忙了，还是大家过于现实，连坦诚相对都变得如此困难。

徐波29岁了，在深圳这些年，他一直没找女朋友。看着父母操劳一生，他笃定“

”，再不愿意重蹈上一代的覆辙，“起码自己有一点事业，再考虑这件事”。

相较之下，夜晚的地铁线，似乎多了一抹现实之外的柔软。

拥挤不堪的地铁线，也承载过谢冬的情愫。那时他在罗湖上班，一起工作的女孩晚高峰总会遭遇咸猪手。于是他下班后，从罗湖上地铁，一路护送女孩返回宝安松岗。而后再坐地铁，回到龙岗丹竹头的住处。往返历经53个站，回到家已经11点，如此坚持了一个月。不过，俩人还是没能走到一起。

赵诗语很少经历晚高峰，那个时间点她还在加班。每晚离开公司回到住处这段路程，是她在深圳最孤独的时候。

在办公室里像陀螺一样转了一天，走出办公楼，赵诗语总算有了放空的时间，缓缓走在林荫道上，她不由自主地想“找个人说说话”。来深圳几年了，感情问题令她颇有挫败感，“对我有好感的我没感觉，我有好感的，人家对我没感觉”。

这时候，倘若在路上或地铁车厢里，看见成双成对的情侣，赵诗语“找男朋友”的渴望会愈加强烈。这样的夜里，年轻女孩的落寞，一直到打开出租屋的那盏灯时，才能暂且放下。

两年前的一个夜晚，张荔收拾好东西，离开了上一家公司。那份工作她很满意，只是一段办公室恋情结束了，她不得不选择辞职。

抱着东西，站在地铁车厢的角落里，张荔默默地流了泪。她搞不清楚，究竟是为了失去的工作，还是流逝的爱情。又或者，仅仅是为了孤身一人的自己。

备注

：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物均采用化名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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