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敝帚自珍造句(弊帚自珍造句)

评论:0 发布时间: 2023年01月27日 17:29 浏览: 128

朱自清早期以写作新诗为主,这种因子,至老不衰。后来写作新诗少了,又代之以旧体诗创作,这可以看作余事,可不深论。因创作而喜爱,诗歌研究,成了朱自清一生写作的集中之点。他在这方面的文章,数量颇多,以此结集,古代的不算,散篇不计,一册《新诗杂话》,就包含了足够的分量。

这册《新诗杂话》并不厚,但从开始写作到最终出版,却经历了许多时间。其间的纠结与记挂,相信是作者之外的人难能体会的。

朱自清

1936年,朱自清应一家杂志之约,写出了《新诗的进步》和《解诗》两篇不长的文章,发表在1937年1月出版的《文学》的“新诗专号”上。前者对象征派诗歌做了一种概括,今天读来还有些启示:“象征诗派要表现的是些微妙的情境,比喻是他们的生命;但是‘远取譬’,而不是‘近取譬’。所谓远近不指比喻的材料而指比喻的方法;他们能在普通人以为不同的事物中间看出同来。他们发见事物间的新关系,并且用最经济的方法将这关系组织成诗;所谓‘最经济的’就是将一些联络的字句省掉,让读者运用自己的想象力搭起桥来。没有看惯的只觉得一盘散沙,但实在不是沙,是有机体……得有相当的修养与训练,看懂了才能说作得好坏——坏的自然有。”

此类文章刚开了个头,日寇入侵,清华大学南迁,朱自清到了云南。这场乱局,使朱自清缺少了阅读新诗的机会,文章也就做不下去了。一直到1941年,朱自清到成都探亲,拜访老友叶圣陶时,见到了叶的女婿厉歌天。厉歌天对新诗颇为爱好,搜集了一批新文艺作品和杂志。在这里,朱自清读到了许多新诗,再次有了研究的兴趣。回昆明经过叙永时,他见到了老友,诗人散文家李广田。彼此交谈,话题又集中在新诗上。回到昆明,乘着兴浓,朱自清马上写了一篇与新诗关联的《抗战与诗》。李广田此时也来到昆明,见到朱自清已经开始研究,便鼓励他多写这种“杂话”。接下来的两年,陆陆续续,朱自清写出十多篇论诗的长短文。前后加起来,有十五篇。在当时,“就成了一部小书”。

颠沛的“抗战”路上,还可以完成一部著述,哪怕是一本“小书”,著者内心,肯定还是会有许多喜悦。1944年7月,朱自清从昆明飞抵重庆,准备由此转成都探亲。到重庆的第二天,他便携着编好的《新诗杂话》稿本,前去拜访正开“作家书屋”的姚蓬子,将稿子交出。朱自清是著名的散文家,在读者中颇有影响力,即使在战时,书店还是希望能获得名家的稿子。第二天晚上,姚蓬子还设宴,款待朱自清,当然也有感谢送稿子给书店的意思。

休假后回到昆明,朱自清还记挂着“小书”。10月21日,他开始为《新诗杂话》写序。从日记看,短短的两千来字的序言,朱自清竟写了三天。10月23日才“写成《新诗杂话》序”。这篇序言,记述了此书中文章写作机缘和思路。其中,还讲述了几个错解现代诗作的故事。有趣的是,其中两首错解诗歌的作者,都是现代诗人卞之琳。卞之琳的诗作,意味繁复,读起来颇不易。朱自清在《解诗》一文中,引用了卞之琳的一首《距离的组织》:

敝帚自珍造句(弊帚自珍造句)-第1张图片

(醒来天欲暮,无聊,一访友人罢。)

…………

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。

朱自清解读时,认为括号里的内容,是诗人“我”的话。发表出来后,卞之琳来信了,说那是“友人”的话,所以放在括号里,“友人”也在午睡。这诗人的表述,实在太过委婉曲折,难怪本人是诗人,又专门研究新诗的朱自清教授也读不通。卞之琳的《十年诗草》中,有一首《淘气》的短诗。最后一节是:

哈哈!到底算谁胜利?

你在我对面的墙上

敝帚自珍造句(弊帚自珍造句)-第2张图片

写下了“我真是淘气”。

朱自清解读时,认为“这是情诗,蕴藏在‘淘气’这件微琐的事里。”末尾几句,一般理解,写的看起来是“你”,读这几个字的人是“我”,似乎应该“你”自认“淘气”。可卞之琳却告诉朱自清,谁读谁就“淘气”,所以成了作诗人“我”真是“淘气”了。卞之琳的诗作,虽然有些不错,使人有体味咂摸之趣,可多数诗曲折到连朱自清这样的新诗作者、教授都“解读”不正确,一般读者看去,大约真是云遮雾罩了。

对于全书,朱自清在序言中说:“看出来这十五节新诗话也还可以归为几类,不至于彼此各不相干。这里讨论到诗的动向,爱国诗,诗素种种,歌谣同译诗,诗声律等,范围也相当宽,虽然都是不赅不备的。”研究诗,在朱自清看来:“十五篇中多半在‘解诗’,因为作者相信意义的分析是欣赏的基础。”并且“作者相信文艺的欣赏和了解是分不开的,了解几分,也就欣赏几分,或不欣赏几分;而了解得从分析意义下手。”朱自清虽然从事文艺研究,但他同是创作者。不大从理论,而愿意从作品细微处分析解读入手,是许多创作者从事文艺研究的长项。朱自清的这部《新诗杂话》,便是如此研究的典型结果。

《新诗杂话》

研究者只管研究,对于出版一类具体繁琐之事,却给不上什么力。譬如这部《新诗杂话》,交出去之后,何时印出,完全不在研究者的掌控之中。这本“小书”,前面说了,交给了“作家书屋”的主持者姚蓬子。姚蓬子也是个文化人,曾在“左联”任过职。抗战时期到了重庆,开办了“作家书屋”。从实际情况说,姚蓬子出过许多书,在这种兵荒马乱的年月,支持一个书店(出版社),并不容易。当然,因为条件艰苦,姚蓬子有时不得不有所敷衍。曾与姚合作过的作家老舍有一段绝精彩的描述:

“作家书屋是个神秘的地方,不信你交到那里一份文稿,而三五日后再亲自去索回,你就必定不说我扯谎了。进到书屋,十之八九你找不到书屋的主人──姚蓬子先生。他不定在哪里藏着呢。他的被褥是稿子,他的枕头是稿子,他的桌上、椅上、窗台上……全是稿子。简单地说吧,他被稿子埋起来了。当你要稿子的时候,你可以看见一个奇迹。假如说尊稿是十张纸写的吧,书屋主人会由枕头底下翻出两张,由裤袋里掏出三张,书架里找出两张,窗子上揭下一张,还欠两张。你别忙,他会由老鼠洞里拉出那两张,一点也不少。”

老舍的文章,读来真叫绝,可对于把稿子交给作家书屋的人,心里就不好受了。譬如朱自清,他在交出《新诗杂话》后,如牵记孩儿一般常常念想着。可文人面薄,连问问都不好意思。据朱自清的弟子记载:“书稿(《新诗杂话》)交出之后便石沉大海,中间一度传说稿子已经被书店丢落了,朱先生常常提到这件事,现出非常伤心的神色,以为这本书再也不会与世人相见了……”日寇侵略中国之时,许多文化工作都被迫中断了,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。具体到个人,也许朱自清虽感觉遗憾,可却是无奈的。

时光流逝,一年、又一年……对于此书的出版,朱自清几乎绝望。“抗战”结束,朱自清又随校回到北平,开始了相对平静的校园生活。1947年8月,姚蓬子出现了。8月25日的朱自清日记中最末一句是:“姚蓬子来访。”时间应该是晚间。日记记录当天天气“暴雨”,没有多的一个字。仓促之间,想来也很难谈到书稿之事。可9月18、19两日,姚蓬子都出现在访客名单中。虽然看上去还是匆忙的,可想来连续两天来访,不谈及书稿似乎不可能,尽管朱自清文字中没有一点情绪表现。10月18日,姚蓬子又来到朱家,可惜这一天是周六,来客很多,日记里只能落个名字罢了。从结果看,姚蓬子的来访,一定谈到了书稿出版问题,因为两三个多月后,朱自清便收到了样书。

1948年元月23日,朱自清收到了标明1947年12月出版的《新诗杂话》样书。本以为不会与世人见面的书稿,竟然在时隔三年多后,一下子来到作者手中,朱自清的欣悦心情,可想而知。据见到该样书上朱自清题字的李广田记述,朱自清在样书的目录后面的空白页上,题写了这样一段表达心情的话:

“盼望了三年多,担心了三年多,今天总算见到了这本书!辛辛苦苦写出的这些随笔,总算没有丢向东海大洋!真是高兴!”高兴到何等样的程度,朱自清也有描述:“一天里翻了足有十来遍,改了一些错字。我不讳言我‘爱不释手’。‘邂逅相遇,适我愿兮!’说是‘敝帚自珍’也罢,‘舐犊情深’也罢,我认了。”这么短的一节题字,修辞造句历来谨慎的朱自清,成语、《诗经》陈句竟然接连用了四个,甚至夸张地用了四个惊叹号,那种近乎狂喜的心情,表达得再明白没有了。

题字之外,朱自清还在上面盖了两方印章。题字第一行上面,是一方“邂逅斋”的闲章,最后一行下边,是一方“佩弦藏书之钤”。这方印章,照李广田的记述:“大概太高兴了,高兴得手忙脚乱,第二个图章竟然倒置了。”在我们心目中谦谨君子形象的朱自清,有如此慌乱的兴奋情形,实在不容易见到。

《新诗杂话》收录不过15篇短论,整个篇幅加起来,用现代排版,不过130余页。(前面还有序言,后加附一篇译文)可其中谈及的内容,却涉及到诗歌的多个层面:“诗与感觉”“诗与哲理”“诗与幽默”“诗的形式”,以及“诗韵”“朗诵诗”,诗歌发展“趋势”甚至“译诗”。文中征引诗作,更是古今中外,从《诗经》到温庭筠、苏东坡,陆游到当时的闻一多、卞之琳、冯至、孙大雨、俞平伯……外国诗作则从莎士比亚到当代的马雅可夫斯基,论及者有现代诗代表人物艾略特、庞德等,几乎无所不包。这显示了朱自清对诗歌演变发展的特别关注。值得注意的是,虽然论题很重,可朱自清的文字却很通达,问题解说也很清楚透彻。虽是“杂话”,却包含了足够的学术分量。这是我们今人写作时可以借鉴学习的,或许,这也是朱自清特别关注这本饱含心血的小册子的原因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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