东晋书圣指的是谁(东晋书法家王献之自幼向父亲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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魏晋风韵的最后一家


——关于王献之及其书艺的考察


题记:本文从《中国书法全集。王羲之王献之卷》中《王羲之与王献之》一文摘出关于王献之的部份,稍加编纂而成,所用图版亦是摘自该书。


魏晋时期的书法家以及他们创制的风格样式,一千多年来一直是中国古典书法艺术的主流。无论后人怎么以“法”、“意”、“态”、“势”来概括和区分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朝书艺的时代特征,其风规依然是以魏晋风韵作底蕴,为归宿,从而形成了中国书法史上的“魏晋现象”。


魏晋时期,按历史学的划分,自魏文帝曹丕建国(220),至东晋恭帝逊位禅让(420),前后达二个世纪。其间,有文献可征的书法家,近二百人。真正能影响规约后世书风的大家,当推钟繇与王羲之。其他如擅长古文篆书的卫觊、邯郸淳,精通行书的胡昭,以题额榜书见称的韦诞、梁鹄,章草圣手的皇象,今草名家的卫,索靖,由于名迹罕有或者不传,虽然声望彪炳书史,对后世的书艺发展并没有实在而深远的影响,即使在去其未远的东晋,因为钟王盖世,朝野争相效法,影响力已经十分微弱,至多只是强弩之末的余势,一线单传的孑遗而已。形势比人强,谁能奈何得了身后的世风和趋势。


就在钟王披靡东晋之际,意想不到的是王献之异军突起,咄咄逼人。在东晋末年至南朝宋、齐之际的一百年间,居然迅猛地形成了推迈钟王而独尊王献之的局面。这种局面,南朝梁陶宏景在《与梁武帝论书启》中说得最为透彻具体:


比世皆高尚子敬,子敬、元常(钟繇)继以齐名,贵斯式略,海内唯不复知有元常,于逸少亦然。


王献之作为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员,论行辈,他是殿军之位。论影响力,却远在众家之上,仅次于钟王。尽管梁武帝、唐太宗贬抑王献之,唐朝李嗣真却将王献之与钟繇、王羲之以“逸品”同列。王献之以他流美轻盈的书法,为“魏晋风韵”增添了不可或缺的一笔,这是最后的又是最新妍的一笔。


家世、经历及书法师承


王献之出身于东晋门阀士家的琅邪王氏。其先祖可追溯到周灵王太子晋。太子晋之子敬宗为司徒,时人号曰“王家”、于是以“王为姓氏”。秦末天下大乱,王氏迁至琅邪。西汉时,王吉这一支始家皋虞,后迁徙到临沂都乡南仕里。①魏晋时期,琅邪王氏宗族强盛起来,不乏清谈名士、廊庙权要、书画奕棋高手,多出自王吉这一支脉。


王献之生于晋康帝建元二年(344),字子敬。是王吉十一世孙,曾祖王正,祖王旷,父王羲之。他最幼,有六兄一姊。王献之信奉道教,“少有盛名,而高迈不羁,虽闲居终日,容止不怠,风流为一时之冠。”关于他风充倜傥的故事很多,史书上有不少的记载。例如:“尝与徽之共在一室,忽然火发,徽之遽走,不遑取履。献之神色恬然,徐呼左右扶出。”有一天,“夜卧斋中,而有偷人入其室,盗物都尽,献之徐曰:“偷儿,青我家旧物,可特置之。”群盗惊走。”②王献之不象乃父王羲之讷于言,但他寡言,言谈则不涉俗事。性格峻整,意趣不投和,或者门第相异的人,他绝不与之交往。还善写丹青,擅长书法,秉性作派修养,既合乎士族子弟的规范,又渗透着魏晋风度。所以,倍受王羲之的宠爱。东晋后期的名相谢安,当时正隐居会稽,王氏兄弟中,他最赏识的是王献之。


在东晋,尽管士族耻于俗务,出仕仍然是门阀士族子弟光宗耀祖的唯一门径,同时也是那个等级社会赋予的特权,琅邪王氏在东晋初年是炙手可热的权门,但在王献之出生之前,由于从祖王敦的叛逆,王导的逝世,王氏宗族在朝廷握有的权柄已经相继转移到庾氏、桓氏手中,但这并不影响他的出仕,以他出身门阀和资格及其既有的威名,起家为州主簿,后为秘书郎、丞。王献之在仕途上的发展,却与谢安有着至为密切的关系。谢安与王羲之是至交,谢、王二氏又是姻亲,太元元年(376),当谢安以中书监总揽朝政,便提携王献之为长史。长史位在三公辅佐,职任甚重,身千石。太元五年(380),谢安为卫将军、开府,复请献之为长史。次年,王献之外任吴兴太守,军号为建威将军。太元九年(384)三月,谢安为太保,未久,拔擢王献之任中书令,掌中枢机要(王献之病,代中书令一职的是献之族弟王珉,二人向来齐名,所以世称王献之为“太令”,王珉为“小令”)。


太元十一年(386),王献之去世,时年四十三。有一女,名神爱。无子,以兄子王静之为嗣。在他逝世十一年后的隆安元年(397)二月,王神新安公主所出爱立为安僖皇后。为此,追赠王献之待中、特进、光禄大夫、太宰,谥曰宪法。所爱赠礼远远超过乃父王羲之了。


书法家的王献之,自幼便得到父亲王羲之的直接指导传授。他在书法方面的训练,据记载,七岁左右即永和六年(350)便开始。


王羲之擅长各体书,王献之也是如此,那么王献之基本技法能力的训练,特别是各种体势及其笔法的学习,都是在他父亲的亲授下完成的。在王献之学书阶段即十八岁以前(王羲之逝世那一年,献之正十八岁),王羲之以他遒劲雄逸的书法卓然自立,并已经成为时风所追随的宗师。在笔法私相传授视为珍秘的当时,王献之能得到父亲的教授,王羲之书艺的机枢旨趣,自当比常人有深刻得多的领悟,功力自然坚实,从而为他在父亲身后迅速地脱颖而出奠定了他人所不可企及的基础。


王羲之的风格是在借鉴、超越张芝、钟繇的基础之上卓然自立的。钟张的书迹,在当时虽然已是凤毛麟触般的罕见,在人们的心目中依然具有崇高的地位。师法前贤,借鉴钟张,转益多师,是王羲之自立的经历和经验,王羲之当然不会对王献之有什么保留。如此,王献之除了向父亲师承书世之外,钟张理应也是他师承的对象。


王献之书艺的评估


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书作,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。王献之书作的鸠集,始于东晋末年的桓玄,桓玄败亡,尽毁。南朝宋、齐之际,羊欣、薄绍之皆嗣承王献之书法,刘宋内府所藏“二王”书共计一百二十七卷。⑤梁武帝虽然褒钟繇贬王献之,内府所藏“二王”书作达“七百六十七卷”,“凡一万五千纸”,⑥数量如此巨大,显然有临摹本、伪迹充斥其间。后来,一部分毁于江陵,一部分运达北周。幸存的这一部分,有的在隋炀帝南下江都途中随船沉没。留在东都的那一部分后来收纳于唐内府,其中,王献之书作微乎其微。唐朝初年大量购求王羲之书,又得“二千二百九十纸”,⑦因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,内府的王献之书迹“仅有存焉”。唐朝晚期成书的《法书要录》所录“大令书语”,仅有十七帖。北宋初年,刊刻《淳化阁帖》,标目王献之法帖的有七十三件,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,北宋末年的宣和年间(1119-1125),赖宋徽宗的雅好,内府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。这已是登峰造极的数量了。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,仅存的墨迹本,不逾七件,而且都是摹本,有的能见其书影而原件已不知下落。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下真迹一等而有余的刻本,给我们学习和考察王献之书艺留下了又一线希望。


在论叙评估王献之书艺成就之前,我们不妨先择取王献之的著名作品作一番初步的考察。


流传至今的王献之作品主要有:《洛神赋》。小楷书,刻本。《廿九日帖》行书,摹本。《舍内帖》行书,摹本。《地黄汤帖》,行书,摹本。《鸭头丸帖》,行草书,摹本。《十二月帖》,行草,刻本。《中秋帖》,行草书,临本。《鹅群帖》,行草书,临本。《卫军帖》,行草书。《授衣帖》,行草书,刻本。《诸舍帖》草书。《岁尽帖》,行草书。


王献之传世的作品,不管是墨迹还是刻本,基本上不出楷书、行书、行草书、草书等体势。就文献的记载而言,他所擅长的书体并非仅此而已。南朝宋虞龠禾《论书表》有王献之善飞白书的记载。《晋书》本传称“工草隶”。唐张怀《书断》记载得更为全面:


子敬隶(楷)、行、草、章草、飞白五体俱入神,八分入能。


王献之的八分书、飞白书、章草书,我们已经无缘睹其风采。关于飞白书,王羲之曾经叹发过“子敬飞白大有意”的感慨。梁武帝评价王献之飞白书说:“顷见王献之书,白而不飞。”至于章草书,南朝宋明帝《文章志》中说:“其章草疏弱,殊不及父。”但是,宋明帝时的中书侍郎虞龠禾在《论书表》中则称赏道:王献之“绝笔章草,殊相拟类,笔迹流怿,宛转妍媚,乃欲过之(羲之)。”飞白书与章草书的风范,还能在文献中留下鸿爪之迹供人推想,而八分则杳然无迹,只能依据《书断》留下一个入能品的空泛印象。


王献之对后世产生重要的长远影响的作品,以书体论,主要是楷书和行草书。


他的楷书,唐张怀《书断》曰:


能极小真书,可谓穷微入圣,筋骨紧密,不减于父。


王献之的楷书作品,硕果仅存者乃小楷《洛神赋》。虽然仅余十三行,宋朝以来,是书家争相称颂效法的名作。宋董《广川书跋》说:子敬《洛神赋》,字法端劲,是书家所难。偏旁自见,不相映带;分有主客,趣向严整。与王羲之《黄庭经》、《乐毅论》相比,一反遒紧缜之态,神化为劲直疏秀。这一风格特征,又与他行草书的规模吻合。


行草书是王献之书艺的建树所在。在王献之的心目中,行草书是自创风格的新体势。道理何在?唐张怀《书断》中有一段耐人寻味的记载:


献之常(尝)白父云:“古之章草,未能宏逸,颇异诸体。今穷伪略之理。极草纵之致,不若藁行之间,于往法固殊也,大人宜改体。”


文中所谓“藁”,张怀的解释是“藁亦草也,因草呼藁。”藁“行之间”的书体,即指行草书。在王献之看来,这种体势既能“穷伪略之理”,又能“极草纵之”,之而且与“往法固殊”。


那么,王献之提出的“穷伪略之理,极草纵之致”,正是他创制自家风格的艺术纲领。“草纵之致”,是对张芝今草“字之体势,一笔而成,偶有不连,血脉不断,及其连者,气候通而隔行”特征而言,他洞察到气与势的贯通是书艺的精髓所在。“穷伪略之理”,伪者,不拘六书规范;略者,省并点画屈折。⑾既然是快速的一笔书,为着顺应笔势的流畅,势必省并点画,改易点画的形态和位置,当然要“破”六书的规范了。“草纵”和“伪略”裨上是章草衍化为今草的旨要。王献之以艺术家特有的敏感和洞察力,准确地把握到古人变法自新的机枢,无怪乎唐朝人说,张芝今草的一笔书,“唯子敬明其深指。”这也是他超越其父王羲之的所在。


是艺术家而非理论家的王献之,其书艺对后人之所以产生了开源决堤般的诱导力,过人之处在于:合“穷伪略之理”、“极草纵之致”于“藁行之间”的行草书创作中。这在书法体势上就可以区别于张芝一笔书的今草了。既取彼精华而异于彼。然而,王羲之所写的大量尺牍书作,也是行草书体,即用草书的笔法和字法作行书。王献之欲创制自家风格,也规避王羲之,所以,王献之又充分汲收张芝一笔书的草纵样式,以别于王羲之字字独立的行草书。于是,王献之驰骋艺术才能的天地便豁然展现出来。


代表着王献之行草书中独创风格的典型作品是《十二月帖》。此帖开笔的“十二月”三字作行楷书,第四字便转为行草书,笔势连属。第二行共七字,前六字一笔贯通而下,优游疏爽。其后连多断少,形势宏逸。现在所能见到的《十二月帖》是刻本,笔画映带的细微变化,墨色泣燥的质感,已损失良多。如果是毫发毕见的墨迹本,草纵之致,宏逸之势当更显神骏。最得王献之笔法、笔意并发扬光大,卓然成为大家的米芾认为《十二月帖》“运笔如火筋画灰,连属无端,末如不经意,所谓一笔书。天下子敬第一帖也。”


米芾从笔法的角度肯定了此帖的价值和成就。王献之书艺的魅力,不仅在于多所伪略,务求简易的外观体态上,其创意核心是笔法上的,而他的笔法,是外拓而不是内扌厌。外拓笔法是解散隶体以后产生的,是笔法发展的必然趋势。南朝时,人们曾讨论过“古质今妍”的问题,裨上是个笔法上问题。魏晋书家,以“钟王”而论,王羲之的笔法比钟繇外拓,所以钟王之间呈现出威信之别;以“二王”而论,王献之的笔法又比王羲之外拓,所以二王之间又有古今之别。王献之的贡献不在于开创了外拓的笔法,追根溯源,这种笔法(古人在汉代简牍的草书中就已经运用着)而在于将这种笔法作了淋离尽致的发挥。并且超越了魏晋名家,达到那个时代的极致。笔法是直接作用于书法风格的,只有当运用这种笔法创制出新的格调,造出新的书法样式,才具有实在的意义。王献之运用外拓笔法创造的典型风格样式,是逸气纵横,优游神骏的行草新体,唐朝时,张怀在《书议》中的对他的新体作了高度概括的评价,他说:


子敬之法,非草非行。流便于行,草又处其中间,无藉因循,宁拘制则;挺然秀出,务于简易,情驰神纵,超逸优游;临事制宜,从意适便。有若风行雨散,润色开花,笔法体势之中,最为风流者也。


与王羲之相比,王献之“执行草之权”,风格“神俊”,他的书法流美、诡谲、谊逸,从而为魏晋风韵开拓出新的书法样式和境界。


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。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,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、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;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,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,并催其早熟。所以,王献之本人就是魏晋风韵最典型最集中的受益者。而他创制的书法形象出现于魏晋末年,则是魏晋时期书法风格样式嬗变过程中最后一次成功的推陈出亲。从而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。 (刘涛)


注释:


①一九六五年一月出土于南京新民门外的《王兴之夫妇墓志》记载王兴之籍贯为“琅耶(邪)临沂都乡南仁里”,与《新唐书宰相世系表》记载的王氏郡望正相合。王兴之,王献之从叔。


②《晋书》卷八O 《王献之传》。


③南朝宋虞龠禾《论书表》、《晋书》卷八O 《王献之传》、唐张怀《书断》中均有记载。


④唐张怀《二王等书录》“(“”录玄爱重二王,不能释手,乃选缣素及纸书正行之成美者,各为一帙,常置左右,及南奔,虽甚狼狈,犹以自随,将败,并投于江。”《晋书》卷八O 《王献之传》所记略异,曰:“桓玄雅爱其父子书,各为一帙,置左右以玩之。“未及投毁于江”。


⑤南朝宋虞龠禾《论书表》


⑥唐张怀《二王等书录》


⑦唐张怀《二王等书录》


⑧清杨守敬《激素飞清阁平帖记》。


⑨南朝宋虞龠禾《论书表》:“子敬出戏,见北馆新泥壁白净,子敬取帚沾泥汗书方太一字,观者如市,羲之见叹美,问所作,答云:“七郎”。羲之作书与亲故云:“子敬飞白大有意。”是因此壁也。”


⑩唐张怀《书断》(上)“飞白”条。


⑾沈尹默《二王法书管窥》(见《沈尹默论书丛稿》第67页)。


东晋王献之《鄱阳归乡帖》拓本五种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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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鄱阳归乡帖》释文本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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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鄱阳归乡帖》宝晋斋本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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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鄱阳归乡帖》故宫博物院藏本(局部)



《鄱阳归乡帖》淳化阁肃府本



《鄱阳归乡帖》神州社石印本


《鄱阳归乡帖》,8行,57字,行草书。入刻《淳化》(10)、《大观》、《宝贤堂》、《绛帖》、《玉烟堂》、《宝晋斋》。


释文:


鄱陽歸鄉,承脩東轉有理,吾賢畢欲事,必俟勝歡慰于懷耶。吾終權宜,至承今年飢饉,仰惟年支都乏絕,不謂乖又至於此耶。吾腳尚未差,極憂也。


王献之(344-386),字子敬,汉族,东晋琅琊临沂人,书法家、诗人,祖籍山东临沂,生于会稽(今浙江绍兴),王羲之第七子。死时四十三岁。以行书和草书闻名后世。王献之幼年随父羲之学书法,兼学张芝。书法众体皆精,尤以行草著名,敢于创新,不为其父所囿,为魏晋以来的今楷、今草作出了卓越贡献,在书法史上被誉为“小圣”,与其父并称为“二王”。


王献之曾经担任过州主簿、秘书郎、秘书丞、长史、吴兴太守等官职;成为简文帝驸马后,又升任中书令(相当于宰相)。但政绩一般,远不如他的书名显赫。故人称“大令”。  


他一生最大的贡献是如何教养后代成长。他自已一生为后代着出了榜样!这是王献之一生政治生涯不可缺少的部分。也是他最伟大的业绩。


王献之一生的艺术不守旧,而是与父不同,且字身喜带长形,这就是他的成就、也是有别于他的父亲。   


他家学渊源、学习勤奋是不可少的。其诗文书法、为东晋后起之秀、他的成功实在是不偶然。   


他的发展有他的辉煌!他写的草下笔熟练、润秀、飞舞风流、不亚于他的父亲父子称二王。


王献之自小跟随父亲练习书法,胸有大志,后期兼取张芝,别为一体。他以行书和草书闻名,但是楷书和隶书亦有深厚功底。由于唐太宗并不十分欣赏其作品,使得他的作品未像其父作品那样有大量留存。传世名作《洛神赋十三行》又称“玉版十三行”。  


王献之的书法艺术,主要是继承家法,但又不墨守成规,而是另有所突破。在他的传世书法作品中,不难看出他对家学的承传及自己另辟蹊径的踪迹。前人评论王献之的书法为“丹穴凰舞,清泉龙跃。精密渊巧,出于神智”。他的用笔,从“内拓”转为“外拓”。  


他的草书,更是为人称道。俞焯曾说:“草书自汉张芝而下,妙人神品者,官奴一人而已。”他的传世草书墨宝有《鸭头丸帖》、《中秋帖》等,皆为唐摹本,他的《鸭头丸帖》,行草,共十五字,绢本。清代吴其贞在《书画记》里对此帖推崇备至,认为:“(此帖)书法雅正,雄秀惊人,得天然妙趣,为无上神品也。”他的《中秋帖》行草,共二十二字,神采如新,片羽吉光,世所罕见。清朝乾隆皇帝将它收入《三希帖》,视为“国宝”。他还创造了“一笔书”,变其父上下不相连之草为相连之草,往往一笔连贯数字,由于其书法豪迈气势宏伟,故为世人所重。  


王献之学书和他的父亲一样,不局限于学一门一体,而是穷通各家。所以能在“兼众家之长,集诸体之美”的基础上,创造出自己独特的风格。终于取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。书迹有宋米芾临的《中秋帖》等。  


王献之是魏晋书家群体中的一位巨子。父亲王羲之的悉心的传授和指导,使他奠定了坚实的笔法基础。由于他是魏晋名家中晚出的一位,客观上为他提供了博采众家之长、兼善诸体之美的机遇,赢得了与王羲之并列的艺术地位和声望。


王献之的遗墨保存很少,数量远远没有王羲之那么丰富。因唐太宗贬献之而不购求其书作,内府的王献之书迹“仅有存焉”。宋初的书法,并举“二王”,宋太宗赵光义留意翰墨,购募古先帝王名臣墨迹,命侍书王著摹刻十卷,这就是著名的《淳化阁帖》。“凡大臣登二府,皆以赐焉。”帖中有一半是“二王”的作品。单著录王献之书帖的有七十三件,经后人考证为伪作或他人所书者达二十余件,北宋宣和年间,宋徽宗雅好王献之书法,《宣和书谱》所收的王献之书迹增至八十余件。但这些墨迹本绝大多数没有保存下来,仅存的墨迹本,不逾七件,而且都是摹本。好在历代刻帖还保留着一些真迹刻本,给我们学习了解王献之书法留下宝贵资料。



王献之《阿姨帖》





王献之《患脓帖》


《患脓帖》,4行,24字。行草。入刻《淳化阁帖》、《大观帖》、《宝晋堂》、《絳帖》、《玉烟堂》。


释文:


患不能溃,意甚无赖,君有好药、必时复与,府中多少,极济事耶。


延伸阅读:


孤高名士的自由追求王献之书法故事


  唐《述书赋》记述晋代书坛之盛况,说是“博哉四庾,茂矣六郗,三谢之盛,八王之奇”。但是,艺术的持久力和它的永恒性是要接受历史的检验的,随着时间的过滤和汰选,有些人湮没无闻了,有些人却经久不衰,并且越来越显示出他的卓越与不朽。中国书法艺术史上以“二王”并称,而且视为至今难以超越的典范。“二王”之一,便是在中国书法史上被称为“小圣”的王献之。


  孤高傲世宠辱不惊


  王献之堪称中国书法史上第一等的可爱人物,如果说王羲之以“骨鲠”而著称,王献之则以“孤高”而闻世。有一天,王献之随兄长们去看望谢安,王徽之、王操之议论世事,滔滔不绝。不知道是他厌恶这种不着边际的清谈,还是什么原因,他竟一言不发。一次,王献之路经湖州,游一名园,其时湖州当地的一批名士正在宴集。王献之却旁若无人,视而不见。有人就当面指责他“非礼非道”,还贬损他是北方伧奴。王献之轻蔑地连眼珠也没有翻转过去,走了。由于他在书法上的盛名,当时请他题字写字的人很多。有一次谢安也找上门了,让他为太极殿题榜,以百世流芳。谁也没有想到,他也不给面子推辞了。这样一种宠辱不惊的人生风范,可以衔远山,吞长江,送夕阳,迎素月,直与洞庭同其广,日月同其新。


  对王献之来说,真正把自由的个性发挥到淋漓尽致的程度,并形成自己独特风格的还是他的书法。“偶其兴会,则触遇造笔,皆发于衷。”在王献之那里,写字不是机械化的生产,待价而沽的商品,而是精神诉求的释放——从心灵中流出。有一天,他漫无目的地在会稽城的小巷里闲逛,却见一堵刚刚粉刷的墙壁又白又净兀立在前边,好一张刚刚铺就的白宣纸啊!他忽然来了灵感和激情,便以扫帚为笔,用泥汁作墨,径自在那粉墙上横扫。我不知道,天下还有没有人这样写字的?有没有人看过这样写字的?一时轰动得满城风雨,古之会稽人也算是大饱眼福了。


  还有一次,王献之到乌程县去看望他的弟子羊欣。当时羊欣穿着新绢裙正在睡午觉。不知是洁白的新绢裙触动了他的书兴,还是羊欣午睡的酣态引发了他的情思,他不声不响地在桌上抓过笔来,饱蘸浓墨在羊欣的绢裙和衣带上写满了字。在王献之那一方,无非是兴之所至极其随便地信手涂抹,完全不是为了让人珍藏。可是在羊欣那一方,醒后一见,瞳仁却放出喜不自禁的光芒,那可是一件精品。书法艺术这东西说起来也很有点神乎其神的,你很想把这幅字写好,有时可能就怎么也写不好;有时随心所欲地写去,却出了意外的精品。拿苏东坡的话来说,这叫“书初无意于佳乃佳耳”。羊欣是有眼力的,他午睡醒后,喜不自禁,连忙脱下绢裙和衣带,把它们珍藏起来。“偶其兴会”的激情发挥,“皆发于衷”的创作状态,把一个卓越的书法家王献之概括完整了。


  勇于创新敢于超越


  中国书法史上不乏子承父业的传统。但是,艺术是最怕重复的。王献之的高明处在于:他决不仅仅是王羲之书法的忠实步武者,而是大胆地寻求自我的突破,追求“我自为我”、“自有我在”的境界。王献之为谢安幕府时,书名已经很盛,也就自然有人拿他与王羲之来比较。一次,谢安问子敬:“君书何如君家尊?”你道王献之怎么回答?他说:“固当不同!”(本来就是各有千秋),谢安又说:“物论殊不尔!”(外界的议论并不这样看啊),王献之接着又说“世人那得知!”(世上的人哪里真正懂得)。


  好一个“固当不同!”


  好一个“世人那得知!”


  置公众舆论于一边,连“书圣”的父亲都可以不放在眼里,问古今天下还有第二人否?根据笔者分析,“盖往古之士,匪鬼匪神”,固然与晋人张狂的个性,大胆的反圣贤排礼法否定束缚,回归真实自由的人生境界有关,但又分明折射出王献之反对盲目崇拜,敢于超越前人的不凡气度。不过,它的前提也是严酷有加的:必得以一生的磨砺和心血的浇灌为代价。俗传:王献之洗砚曾经染黑了家里贮水的十几口大缸;他七八岁时染翰,无间临池,全身心地投入到苦学苦练中,其父曾经想从背后抽他手中的毛笔,竟然纹丝不动。除了笔成冢,墨成池,循序渐进地掌握数不清的笔法、章法、墨法等技巧,还需有感悟“锥画沙”、“印印泥”等妙理的灵气,时不时地还要小心不被名利之索绊倒了自己。放弃尘俗而不断品味冷清、孤寂和苍凉,然后才能超然神会,推陈出新,进入到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的境界。后人评论王献之“行草之外,更开一门”,其书则“有若行风雨散,润色开花,笔法体势之中,最为风流者也。”对王献之来说,冲破先父的樊篱,更开一门,展示自己有别于王羲之风格的新的气度,无异于在一座高峰面前重新耸立起另一座高峰,其所经历的路程可谓十倍艰难于他人。可是,王献之成功了,书坛冉冉升腾起一颗耀眼的新星!


  从此,“书至子敬,尚奇之门开矣。”——这段历史是被后人肯定了的。


  王献之为王羲之最小的儿子,字子敬。当年谢安品评王家兄弟,曾有过“小者最胜”的赞誉。谢安毕竟是谢安,他的眼界确乎高人一筹。 (刘长春)


标签: 王羲之 书法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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